美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謝里夫教授想知道，在實驗室情境下是否能夠觀察到社會規范的形成過程。就像生物學家想努力把病毒分離出來，以便對之做實驗一樣，謝里夫也想把社會規范分離出來，然后對其進行研究。謝里夫實驗的參與者坐在一個非常黑暗的屋子里，在對面4.5米處出現了一個小光點。起初，什么事情也沒發生。過了幾秒鐘，這個光點不規則地動了起來，最后消失了?，F在，要求你猜測光點移動了多長的距離。黑暗的屋子使你根本無法準確做出判斷，因此，你不太確定地說，“15厘米”。實驗者又重復了這個程序。這次你說，“25厘米”。隨著重復次數的增加，你的估計會接近一個平均值，譬如說20厘米。第二天你來參加實驗時，另有兩個人加入。在前一天他們與你有相同的經歷。當第一次光點消失后，這兩個人根據前一天的經驗說出了估計。其中一個人說“2.5厘米”。另一個人說“5厘米”。輪到你了，你有些猶豫，還是回答，“15厘米”。在接下來的兩天里，你們不斷地重復做這樣的實驗，你的反應會改變嗎？實驗發現，參加謝里夫實驗的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明顯地改變了他們的對光點移動距離的估計。如圖1所示，很明顯，群體規范就這樣產生了。（這個規范是錯誤的。為什么？光點根本沒有移動！謝里夫只不過利用了一種視錯覺即似動現象。）謝里夫等人利用這一實驗方法考察了個體的易受暗示性。如果一年以后再對人們單獨地重測，那么，他們對距離的估計各不相同，還是依然遵循群體規范？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們依然遵循群體規范。（這是順從還是接納？）有時錯誤觀念會因文化規范而得以延續。有感于此，美國西北大學的心理學家雅各布斯和坎貝爾在實驗室里研究了錯誤信念的傳遞過程。利用似動現象，研究者讓助手夸張地估計光點的移動距離。接著，助手離開了實驗室，然后參與者開始實驗，繼續估計光點的移動距離，以此類推。這種夸張的錯覺（盡管逐漸減少）一直持續到第5個參與者。這些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傳遞著“錯誤文化”。謝里夫實驗的啟迪是：我們對現實的看法未必就僅僅是自己的觀點。在日常生活中，人的這種易受暗示性有時很有趣。某個人咳嗽、微笑或打呵欠后，周圍的人也會表現出類似的行為。喜劇表演中加入的背景笑聲就利用了我們的易受暗示性。身邊的人都很愉快的話，我們也會感覺愉快。英國謝菲爾德大學工作心理學教授彼得·托特德爾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心境聯結”，他在研究英國的護士和會計師時發現，同一工作團隊里人們的心境通常非常相似。社會傳染效應的另一種形式是美國紐約大學心理學教授沙特朗和巴奇提出的“變色龍效應”?！白兩垺爆F象是指個體會無意識地模仿別人的動作、表情、口音乃至呼吸頻率和情緒。假設你與研究助手一起參加實驗，這位助手一會兒擦擦臉，一會兒晃晃腳。像其他參與者一樣，與經常擦臉的人在一起，你也會擦自己的臉嗎？與晃腳的人在一起，你也會晃腳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這很可能是一種自動的行為，你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從眾行為，這種自動的從眾還會令你對他人感同身受。[[文章部分圖文來源網絡僅供參考交流使用，如有版權問題請聯系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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